近年来，部分地区推行的“农民评职称”政策，被冠以“制度创新”的标签，看似为农民群体赋能，实则是脱离农业生产本质、照搬城市专业技术评价体系的形式主义闹剧。作为深耕社会结构研究与管理实践数十年的学者，我直言这种做法无异于关公面前耍大刀——用工业文明的评价标尺丈量农耕文明的价值，既曲解了农民职业的核心属性，也解决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。而真正决定农民群体命运与农业发展方向的，并非一纸职称证书，而是机械化、自动化技术对生产模式的颠覆性重构，这场变革终将让传统农民退出历史舞台，催生“工人式农民”这一新型职业群体。

农民评职称的荒谬性，根源在于评价体系与职业特性的严重错位，违背了社会学中的“角色适配”原则与管理学的“效能导向”逻辑。职称制度源于工业与专业技术领域，核心是衡量标准化岗位上的专业能力、技术贡献与层级差异，适配的是分工明确、流程固定的集约化生产场景。而传统农民的劳动本质，是依赖土地、气候、经验的个体化、复合型劳动，其价值体现在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利用、对农作物生长的精准把控，这种能力难以用“论文、课题、技术专利”等职称评价指标量化。试想，一位深耕田间数十年、能凭经验预判病虫害、调控土壤墒情的老农民，可能因不懂电脑操作、写不出技术总结而评不上职称；而擅长包装材料、脱离生产一线的“农民企业家”，却可能凭借光鲜的材料轻松获评高级职称。这种评价导向，不仅无法彰显农民的劳动价值，反而会消解农业生产的务实本质，沦为基层治理中的“政绩工程”，这正是典型的“用错工具、找错对象”的管理失效。

从社会文化层面看，农民评职称更是对农耕文明传承的误读。传统农民的身份认同，源于“土地—劳动—收成”的直接关联，其职业尊严无需外部制度赋予，而来自对土地的耕耘、对家庭的供养以及对乡村社群的贡献。农耕文明孕育的“春种秋收、因地制宜”的生存智慧，是代代相传的经验积累，而非可标准化考核的“专业技术”。强行引入职称体系，本质上是用城市文明的价值排序碾压乡村文明的独特性，将农民职业“精英化”“标签化”，割裂了农民与土地、乡村的天然联结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种政策可能引发乡村内部的利益分化，让职称与补贴、资源分配挂钩，滋生形式主义造假，偏离了为农民谋福祉的初衷，这正是管理学中“目标置换”的典型表现——为了追求制度形式的完善，反而背离了制度设计的核心目标。

相较于这种华而不实的“制度创新”，机械化、自动化技术的普及，才是重塑农业生产格局、改写农民职业命运的核心力量。从管理学视角看，技术变革必然推动生产组织方式与职业形态的升级，农业领域也不例外。过去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传统农业，依赖人力、畜力与个体经验，生产效率低下、劳动强度极大，农民的职业边界模糊，既是生产者，也是管理者、经营者。而随着大型播种机、收割机、无人机植保、智能温室控制系统、精准灌溉设备等技术的普及，农业生产正从“经验驱动”转向“技术驱动”，从“个体化作业”转向“标准化流程”，从“分散经营”转向“集约化管理”。这种变革下，农业生产不再需要依赖个体经验的传统农民，而是需要掌握设备操作、数据分析、流程管控的新型劳动者——他们像产业工人一样，按照标准化规程开展作业，依托技术设备完成生产任务，劳动成果与操作规范性、技术熟练度直接挂钩，这便是“工人式农民”的核心特质。

“工人式农民”的崛起，意味着传统农民这一职业群体将不可逆转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这是社会分工演进的必然结果，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。从社会学角度分析，职业形态的更迭始终与生产力水平相适配：当生产力水平低下时，传统农民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核心群体，其职业身份与乡村社会结构、农耕文化深度绑定；当机械化、自动化突破了人力的局限，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，少量“工人式农民”即可完成过去数百名传统农民的工作量，多余劳动力将向二、三产业转移，传统农民的职业基础随之瓦解。数据显示，我国农业机械化率已从2010年的52%提升至2024年的73%，小麦、水稻、玉米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超90%，部分规模化农场已实现全程自动化作业，仅需数名技术人员即可管控数千亩土地。在这样的趋势下，传统农民的经验优势逐渐弱化，甚至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阻碍，被“工人式农民”取代成为必然。

值得强调的是，“工人式农民”并非传统农民的简单升级，而是一种全新的职业形态，其培育需要配套的制度支撑与体系保障，这远比给农民评职称更具现实意义。从管理层面看，需要建立适配农业技术岗位的职业培训体系，聚焦设备操作、智能管控、农产品质量检测等核心技能，让劳动者具备“工人式”的专业素养；需要完善农业企业、家庭农场等集约化经营主体的管理制度，明确“工人式农民”的岗位职责、薪酬体系与发展通道，让其获得与产业工人同等的职业尊严与保障。从社会层面看，需要打破对“农民”的传统认知，摒弃“农民即体力劳动者”的偏见，树立“农业技术人才”的职业认同，让“工人式农民”成为受人尊重、具有吸引力的职业。